大臣，研习古文经学的大臣，还是研习“新经”的大臣，因为观念、理念的不同，在中兴大业上所采取的策略当然也不同。但只要让自己所研习的经学变成官学，成为大汉的权威官学，那么他们就能控制决策权。控制了决策权，也就控制了朝政，也就能获得自己所需要的权柄。

　　官学、决策、权柄，这三者是相辅相成，是一体的。

　　现在“新经”是官学，研习“新经”的北疆士人、北疆武人，包括我们这些师从郑玄大师的弟子、门生都位居高位，我们控制了朝廷的决策权，控制了大汉的权柄。

　　研习今、古文经学的大臣，包括他们的门生弟子，包括他们的亲族故吏，他们有他们的中兴策略。他们认为我们的中兴策略有明显的错误，会导致中兴大业失败，会把大汉再次推向败亡的深渊，所以他们要抢夺我们的权柄，要剥夺我们的决策权。

　　如何在不影响朝堂上的稳定，不影响朝堂上的权力平衡，又能轻松自然，以最小代价达到这个目的呢？很简单，改变官学。

　　当初朝廷在制定中兴策略的时候，最担心的就是官学。官学不能修改，中兴策略就无法得到正确的制定和实施。但当时朝廷中研习古文经学的大吏占据了绝对优势，而今文经学作为大汉两百多年的官学，其地位极其稳固，难以憾动。这时郑玄大师突然到了河北，兼采今、古文经学两家之长的“新经”随即异军突起。在今、古文经学激烈搏杀，两败俱伤的情况下，“新经”出人意料地成为大汉的新官学。

　　“新经”虽然兼采今、古文经学两家之长，但相对来说，偏重于古文经学。这是它当初能得到朝廷的支持，并成为官学的重要原因。

　　随着朝廷收复的土地越来越多，朝廷的机构越来越庞大，各地士人也纷纷进入了朝堂，朝堂上研习今文经学的大臣骤然增多。与此同时，朝堂上的权力争夺越来越激烈，中兴大业的推进速度越来越快。而朝廷里研习古文经学的大臣和研习“新经”的大臣在中兴策略上的分歧也越来越大。于是，研习今、古文经学的大臣们为了制定和实施符合自己利益的中兴策略，马上联合起来，共同对付控制朝廷决策权的以研习“新经”为主的大臣们。

　　今、古经学两派联手对付“新经”一派，朝堂上的权力斗争随即愈演愈烈。这两年朝堂上纷争不断，也正是因为如此。而这次“明堂制度之争”总算把这场争斗推到了**，双方不争个水落石出，誓不罢休。

　　争论的结果不是胜就是负，没有平手之说。

　　如果“五室明堂制”赢得了最后的胜利，“新经”地位的稳固毋庸置疑。

　　官学上的稳固，影响到朝堂就是北疆系控制朝政，控制中兴策略的方向，北疆系的官员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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