福是上国战打过仗的，知道这几个字的分量——这就相当于授予了萧文明自由行动的权力，并且这个权力厉害就厉害在，其他部分的官军，就只有配合他的份，根本就没有办法同他唱反调。
就好像刚才的汤光耀和秦福那样，这样强硬地反对萧文明的建议，那就不是在和萧文明过不去了，而是在和毅亲王过不去……
正因为这个权力十分重大，因此就连秦福都有些怀疑，这样大的权力，他毅亲王老爷子，凭什么就授予给这么个初出茅庐的萧文明了，难不成是毅亲王他老糊涂了？
秦福越想就越是难以理解，还是忍不住问道：“萧大人，这份书信真的是毅亲王的亲笔吗？”
“那还有假？你若怀疑，自然可以派人去毅亲王的府上，向他老人家打听打听，是不是真的给我写了一封亲笔信？让我临机处置白炎教造反一事？”
萧文明是那种无理也要占三分的人，更何况这件事情他浑身上下都占满了道理，更是把话说的斩钉截铁、一身正气……
这话就叫“一个唾沫一颗钉”，让秦福也不得不相信：眼前这个虽然展现出了一定的军事才能，却也有不少毛病的萧文明，的确得到了毅亲王的绝对信任！
其实在法理上，毅亲王作为一个没有差事在身的闲散王爷，是完全没有权力可以将军队指挥这样大的使命交给萧文明的。
然而中国古代说到底并非一个法治的社会，而是一个人治的社会——一句话说出来有没有用有多大的用，并不是看它产生的依据是怎样的，而是看说出来这句话的人到底是谁……
一样一句话，别说是一个平民老百姓和一个官员之间的差距了，哪怕就是分别由皇帝说出来和由宰相说出来，其威力都是大相径庭的。
甚至只要是皇帝的金口玉言，都可以超过任何一条法条的规定。
这种治理方法和治理模式，用现代的观点来看，是不正确且不稳定的，可是在中国古代社会，这却是唯一可行的。
毕竟老百姓的识字率也就这么点儿，能把自己名字写出来就不错了，想要让他熟读浩若烟海的《大齐例律》，这怎么可能？
远不如某一个地方官，说一句话来的直接和可信。
而地方官本身就不只是律法的执行者，同时也是法律的解释者，甚至是法律的创造者。
《大齐例律》虽然是厚厚的一本，但是社会活动包罗万象，就是二十一世纪都过了二十年的现代，国家依旧要不断的进行立法活动来规范社会上出现的新事物。
而在古代这种通讯技术、印刷技术、传播技术都十分落后的情况下，根本就不具备这样的立法条件。只能依靠各级官员，根据法律的基本精神，以及传统的道德观念，做出一些法律之外的决断。
这样的决断往往并不完美，有时候还会因为掺杂了个人的情绪，而同实际完全情况相反，但这样的做法至少有一个好处：那就是千错万错，至少能找到说这话的人，找到了人，自然就有人负责，有人负责总比没人负责强，而负责的人地位越高，当然就能说明这句话的效力就越强。
而萧文明拿出来的这份书信，是毅亲王的亲笔，这个效力就更了不得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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