的，必然是与政权的意识形态相同，要从自己处于社会阶层的个人利益中超越出来的人。对于皇帝来说，对政权的意识形态未必就有多认同，但为了管理国家，他自己也要超越出来。

　　宋朝皇帝不只一个人说过，欲为一件快意事而不得，就是这个道理。

　　选官用科举只是手段，考的不是个人的能力，与以前的察举制目的本无不同，选的是贤不是能。选出贤来之后，才有所谓的任能。选贤与任能，对于政权来说，不是一回事。

　　明白了这个道理，才能知道为什么宋朝的进士对其他所有出身的官员都不屑一顾，关键时候自己把持国家大事，不容其他人涉足。他们代表的是政权的意志，甚至有的时候与统治者的意志并不一样，政权对于自己使用的管理人员，态度自然不会是多么友好。这种事情历朝历代都是如此，以后也会如此。能够把握好态度的，毕竟只是少数人。

　　左右天子方为大忠，就是从这个方向发挥出来的，忠的是政权独立人格的意志，而不是皇帝本人。极端情况下，甚至不惜改换皇帝，这种事情也是会做出来的。

　　正是求贤，用的是符合意形态的人，所以对士大夫的要求是公德，私德并不紧要。当然有历史上司马光和王安石这种公德私德都无可指摘的人，但更多的是不拘小节，一面站在制高点指点江山，一面挟妓游玩。

　　公德无关紧要或者消失的时候，才会弃公德而求治私德。

　　无关紧要，比如认为天下是一人之天下，谁能帮助我就用谁。这个时候对私德的要求看统治者本身，有的统治者视道德为无用之物，只要能办事，官员爱怎么干就怎么干，法外之事皆可为，甚至违法犯科只要有用也可以不治罪。对属下严厉的统治者，就会去治官员的私德。不管是权还是物，我不给你，你不可以取。

　　公德消失不是说公德不存在了，而是认为天下每一个人都有公德，人人都无私。公德是对所有人的要求，此时参与政权治理国家的，自然就会要求有更高的私德。

　　法家是典型的不要求公德的意识形态，在他们眼里，一人之天下的时候，无所谓官吏的公德私德，只要效忠君主，一切按照君主的意志去做就可以了。让你明白怎么做，那就是天下一切断于律，师于吏。天下人之天下的时候，天下人就有同样的公德，人人都是这天下的主人，都要有做主人的觉悟。没有这个觉悟，便教育你，屡教而终不改，则就是大家的敌人。教育是温和的手段，作为敌我矛盾则是激烈的手段，人民公敌是也。

　　法家强求天下一律，不承认人的复杂性，手段猛烈，做起事情来见效快，矛盾积累得也快。国家面临巨大威胁，有明确目标的时候，法家更加有效率。

　　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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