地盘，党项人没有攻丰州，自己就宁愿放着一座空城在那里，也不出兵去攻。说到底，澶州誓约约束的是宋和契丹的边界，管不到跟党项的边界来。至于把党项算成大宋地盘，更是无稽之谈，因为契丹比大宋更早承认了党项的独立，这本就是契丹对不起大宋的地方。至于三十万两匹绢银的岁币，因为在誓约中用的名义是军旅之费，这次打过，军旅之费也要重新算过了。

　　原则是这个原则，但两国谈判不是流氓讲数，很多话不能讲得很直白，不然纵然达到效果也会遗后人笑。来此之前，徐平和范仲淹已经商量过多次，今夜只是查遗被缺罢了。

　　凡事预则立，不预则废，自入宦海，这句话徐平讲了无数次。潜移默化之下，开始影响到了朝廷中的官员。事情做计划，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要进行演习，事后进行总结，已经成了很多官员的习惯。范仲淹是慢慢接受这一点的，不只是在军事上开始接受徐平的思想和做法，在具体做事的程序上也在改变。

　　两人多次商讨，既是在对明日的谈判做计划，也是在进行演习。有人出主意，另一个人便从对方的立场进行讨论，每一个细节都经过了数次讨论。

　　夜已经深了，徐平和范仲淹再次确认了两人的想法，饮了一杯酒，各自坐在帐里闭目沉思。仗打到现在，要把得到的利益固定下来，明天的谈判和接下来的战事一样重要。

　　沉思了一会，徐平起身，走到帐外，默默看着月光下高大的青冢。

　　一个人的功业是要由后人评说的，好与坏，功与过，自己只是一个参与者，而不是评判者。随着党项的灭亡，西北出现了新局面，从河西到西域再无强敌。在东面与契丹对峙的同时，宋朝有了一个向西开拓，再次像汉唐一样控制西域的机会。

　　朝中没有人能够抵抗住这个诱惑，从皇帝赵祯，到众大臣，目光实际上都盯在了河西数郡上。迫不及待地要与契丹定下边界，便就是为了集中全力向西开拓。

　　后人对自己功业的评说，对徐平等大臣来说是谥号，对赵祯来说就是庙号。什么样的谥号和庙号好谥书当然分了三六九等，不过自汉朝建立这套系统已经千年，谥号和庙号已经与人挂钩。曾经那些伟大的帝王用过的庙号，对于皇帝来说就是好庙号，大臣的谥号也是一样的道理。谥书只是一个原则，真正的美谥其实来自于前人，来自于自己的功业可以与前人相比，从而得到了同样的美谥。

　　两汉数百年，得到庙号的皇帝不过了了数人而已。刘邦的汉太祖，文帝的汉太宗，后世已经成了开国和继位者的专属，即祖有功而宗有德，以功德立国，后面的皇帝就不能再想了。其他的美谥，无非是汉武帝的世宗，汉宣帝的中宗，再加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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